“行”胜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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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漸江類似，髡殘也屬於一般士人。髡殘（1612約1692）俗姓劉，字石谿，一字介丘，號白禿、石道人、殘道者，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年輕時聰敏好學，讀經史、習舉子業。國難臨頭後，曾參抗清鬥爭，失敗後避難林莽，備受摧折之苦。他是個秉賦孤耿、性格剛烈的人，他的知心好友程正
揆稱他“性鯁直如五石弓，寡交識，輒終日不語”。他的削髮出家過程也體現了這一性格：“一日，其弟為置毯巾禦寒，公取戴于首，覽鏡數四，忽舉剪碎之，並剪其髮，出門徑去，投龍山三家庵中。”（周亮工《讀畫錄》）鄧顯鶴在《石谿軼事》中也說“師一夕大哭不止，引刀自薙頭，血流被面”果真是個血性漢子。但他所以會做出這個突然而毅然的決定，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目睹物是人非的現實，感到復明無望，諸事皆空，為了掙脫出巨大的精神痛苦和向現實進行有可能的抗爭而不得已才做出的人生抉擇。時為清順治八年（1651）髡殘年四十歲。

　　但生就的孤耿性格依然未改，亡國之恨也一直索結于懷。他身體羼弱多病，但卻先後十三次赴南、北二京拜謁明皇陵。他不但自己始終以大明遺民身份自居，而且要求別人也要這樣，他的僧友熊開元（釋檗庵）游鍾山後見到他，被問及如何行禮，熊開元回答說：“吾何須行禮？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髡殘聽了後勃然大怒，叱罵不已，直逼得熊開元認錯方止。可見這位遁入空門的儒生對一代王朝的忠耿。被強性壓抑的感情之火一直燃燒在內心深處，如果可能，他情願與這世道一併焚滅，但他又做不到這一點，他能捍衛的僅是自己的信念而已。

　　繪畫對有些人來講，是一種消遣，或是一種求取騰達的工具和手段，但對髡殘來講卻絕不是這些，他致力於繪畫創作，乃是一種精神上的寄托，是調冶“心病”的一種舒絡劑，亦即是一種被毀滅了的人生價值的僅有可能的自我修行。這一點他在自題《溪山無盡圖卷》上寫得很明白：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懶惰。若當得個懶字，便是懶漢，終無用處。如出家人若懶，則佛相不得莊嚴而千家不能一砵也。神三教同 是。殘衲時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誦，稍余一刻，必登山選胜，一有所得，隨筆作山水畫數幅或字一兩段，總之不放閑過。所謂靜生動，動必作出一番事業，端教作一個人立於天地間無愧。若忽忽不知，惰而不覺，何異於草木？

　　畫裡的春風再浩蕩，也吹不綠大明的舊山河了。但他還是勤奮而嚴肅地不斷畫下去，因為只有在這個精神世界中，他才能使自己的以心緒得到平衡，使自己的存在意義得到認知，也才能看到自己所追求的真、善、美。
　　

         髡殘性格直率，感情熱誠，又有著嚴肅認真的治藝態度，以而形成了自己深厚華滋，緬邈幽深，格制雄闊，筆墨蒼勁的藝術風貌。在藝術氣質和創作追求上，他多少與石濤有些相近，即二人在繪畫本體意義上都著力較多，也都有著奔放縱恣的藝術才具。

　　漸江的山水畫也是謹嚴的，二人的區別在於，漸江於謹嚴中見腴潤與清逸，髡殘則於謹嚴中顯蒼勁與深厚。

转自http://www.arts.nthu.edu.tw/NewWww/Exhibition/1995-05-22/index.html

书画里未尝有特别的喜恶，正如音乐里亦不多爱憎。大凡艺术史读到末了，终不免惨淡。因而，画史念及大清已是意兴阑珊，唯对“四僧”情感笃深。不提这四人对后世画坛深重的影响，单4人各自鲜明的性格、画风便足以名垂画史。

比起原济、八大的孤傲，浙江和石溪容易亲近得多。石溪的山水，有王叔明的清俊。全景构图，满纸烟峦之气。山林茅屋或置水畔，或置山间，有泉流淌，有瀑垂侧。皴法亦如王蒙，常用披麻、解索表现南方布满绿苔、青泥山石的玲珑。见多其浅绛画作，笔法自然，用色温润，构图严谨，但不生硬。石溪常居桃花源，又性爱游历，画里多的是出世的风景。如陶潜诗云：“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石溪未必有僧巨然的豁达，心向往之，但终挣脱不了樊笼。我虽对其“明遗”作风不以为然，但佩服他能将心中的山水绘得如此亲近、平淡天真，而不似原济的“张狂”、八大的“孤愤”。

看石溪的画，就好像在读陶潜的“归园田居”，心中忧愤，但笔下仍能一片牧歌。只是字里行间、画里乾坤，你依旧能体察他们的旷古忧思。